听说老翻译家张友松早就客居成都，一打听，是生活困窘，他无工资、无养老金，只由北京政协给点生活费，在草堂寺附近一间破屋里，依靠唯一的女儿，惨淡度日。
他在翻译界的名声，是与曹靖华、傅雷、汝龙等齐名的。我少年时读的第一本翻译著作便是他译的施笃姆的《茵梦湖》，青年时读的马克·吐温的小说，也出自他的译笔，译得清爽流畅，传神有味，很受文惠。作家高缨去拜望他，尊为长辈，流沙河去拜见他，行弟子礼，说自己当年上中学读北新出的英语文法读本，就是张翁所著。见其晚境之穷困，都不胜欷虚欠。有摄影家徐伏钢慕名访之，意在为当代文化人拍摄影专集，拍下张友松肖像，已过午，张翁仍未进食，扶他至邻近小面馆，看着九旬老人吃的那馋相，不禁簌簌下泪。与之攀谈，几乎不知人间事。徐伏钢去附近书亭书店，把张友松的译著买来一大摞，老人竟不知自己解放前后翻译的书，现在还再版这么多。从此，他对工资微薄的工人女儿说：好了，我们会有许多稿费，够买两三间住房了。直到去年病殁成都，并无一家出版社给过他分文稿酬。这位老翻译家，译著一生，他的心血，喂养了许多书商发富了，他却贫穷死了。
那天，流沙河家里，又来了那位北方某出版社的编辑，已是数次来叩门了。揪着一个话题，就是要出一本《流沙河诗全集》，流沙河死硬地拒绝，决不让自己写了又懊悔的诗，肤浅的少作，应景的俗笔，流传误人，这应景诗，既包括应政治形势之景，也包括应社会风潮之景。这位编辑碰了几个硬钉子还不甘心，他相信，哪有找上门来出书，还有不肯的，三番五次能不感化？流沙河就是两个字：拒绝。
一连几天过去，这位编辑还是凭三寸不烂之舌，一再游说。最后，流沙河紧闭的门开了一丝缝，他说：实在要出版，让我选一百首自己心灵通得过的如何？编辑也是一个死硬派，他又提出，把其余全部附录，如何？
流沙河说：这不等于还是全编吗？又拒绝。
流沙河与诗绝缘，已十年。非不爱诗也，文心不愿污腐也。尽管，文坛都称赞他行文严谨，为诗态度严肃，却从来还是遵从那句老话：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他从不认为那些所谓“著作等身”的著作，就能被历史留住，历史是个大漏斗，要漏去多少平庸之作呵！
由流沙河这点死不肯把自己认为无价值的东西流传下去，不禁想到郑板桥也是这么一个脾气，板桥在他的《板桥诗抄·序》里曾说：“板桥诗刻止无此矣。死后如有托名翻版，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滥入，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。”惜乎，这种精神，何其少哉！这种智者，何其少哉！今天又有多少诗人文人，在急功近利中想到，我那些劳什子，不被历史扬弃，不被后人鄙视？
吾蜀作家，死于盛年者，前有周克芹，继有贺星寒，均是知天命年纪不久，即亡故了。如果，以鲁迅、巴尔扎克等皆死于五十多岁看，不足为奇；就今日人寿平均已达七十多而言，鲁迅、巴尔扎克时代的平均人寿为四十多岁，则更是昙花一现了。
星寒与克芹死后，打点积蓄，都是清贫族，虽然他们的文学活动，都进行过三十多年，克芹还有“茅盾文学奖”之幸，均难逃“文章憎命达”的规律。克芹之死，颇像托尔斯泰说的三种死中，那种温婉平和的农民之死。而星寒之死，乃是“死亦为鬼雄”之狂狷矣。
他们都没有防备死神会这么早就光顾，因此，对身后遗著，皆未作遗嘱与安排。虽然，克芹在死前一年，在《文汇月刊》发的四个短篇，行家与文友皆赞赏他不是用干部眼光审视生活，已进入作家更超脱的境界。而星寒临死前一月结集出版的随笔集，更是从小说那种依托人物与事件的曲折表述突破，一直抒胸臆，便倾吐如江如虹的斑斓。但是，他们都曾告诉我，已有长篇完成，正在箧中。
克芹用去五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名《饥饿的平原》，死前几月，他告诉我，已完成第二稿。他说这是写城乡结合地区物质丰富后，显现出精神的荒芜畸形。未读手稿，一听便知他在80年代中期便已从生活中感应到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在人们精神上留下的后遗症。星寒遗著《狂欢》，则是一部黑色幽默作品，写一街娃以讹哄吓诈，混入官场，玩弄了众多书生的故事。两人死前均未向亲友交代自己著作如何处理。星寒死后，未寻到手稿，从他电脑存盘中，终于调出这部著作，虽未问世，却有文在世了。而克芹的手稿，翻箱倒柜多次，竟渺然无踪，17年了，仍无形迹，难道他也托了人，像罗曼·罗兰那样写下若干年后启封的嘱咐？或者以稿赠了相知？克芹又给后世留下一个谜了。
（摘自1998年4月8日《羊城晚报》）
 |
